在十二生肖里，马排在第七位，是极具吉祥寓意的生肖之一。每逢新春拜年，人们总爱说“马上发财”“马到成功”这样的吉利话，把对来年的盼望寄托在“马”的意象之上。“马”为何会成为“吉祥”的象征？这匹“马”究竟是如何“跑”进中华文化中，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的？
在现代汉语中，我们习惯用“马上”表达“立刻”“即刻”的意思。其实，“马上”最初意为“马背上”。而“马上”之所以能衍生出我们现代常用的“立刻”的含义，与古代驿马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。
东汉铜奔马。来源/甘肃省博物馆
在古代社会，马是最迅疾的交通与通信工具。距今约4000年前，古人已经开始用马驾车。秦汉时期，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马政机构，为朝廷提供马匹保障。由于马天生迅捷，遇到紧急信息需要传递时，古人常会派人骑马疾驰送信，这种通信方式耗时短、速度快。古代的驿传系统，正是依靠马匹接力传递的方式，保障了各类紧急公文的快速传达。
那么，驿马传递到底有多快呢？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“递铺旧分三等，曰步递、马递、急脚递。”
这三种邮传方式有着明确的速度区分：步递昼夜兼程，日行200里；马递以驿马为载体，日行300里；急脚递则以骑马疾驰为主、快步速行为辅，日行可达400里。北宋熙宁年间，承载皇帝诏命的“金字牌”急脚递，能日行500里。如果有需要紧急处置的机密事项，金字牌自皇帝御前直接发出，三省、枢密院也不能参与。
骑马疾驰运送荔枝。来源/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
及至清代，驿传方式进一步发展，朝廷专门设立了“马上飞递”的邮驿制度。驿卒骑马疾驰，日夜不停，最大限度缩短传递时间。据清代《檐曝杂记》卷一记载，若传递的公文上注明了“马上飞递”字样，就需要昼夜行进300里；一旦遇紧急情况，传递速度可提升至日行500里乃至600里。正所谓“一驿过一驿，驿骑如流星”，驿马这种高效迅捷的特性影响了古人的文化心理，为后世借“马上”表达祝福埋下了伏笔。
如今，我们常说“马上有钱”“马上发财”等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殊不知，以“马上”表达祝福的用法，自古便有。古人常用“马上封侯”的吉祥图案传递祝愿，其中的“猴”与“侯”、“逢”与“封”谐音双关，“马上封侯”便寓意功名指日可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部分“马上封侯”图案中，还会再添一只蜂，取“蜂”与“封”的谐音。宋代章粲在送别友人时，曾以“马上封侯事，相期在少年”一句，祝福友人前程似锦。
青玉马上封侯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“马上封侯”的寓意能流传千古，与马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。历史上，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与通信工具，更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作战力量。战国时，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，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；秦国商鞅变法后，也大力发展骑兵，让其成为秦军作战的主力之一。到了汉代，汉武帝组建精锐骑兵，还专门引进西域良马，卫青、霍去病正是率领骑兵北击匈奴。如今我们看到的“马踏匈奴”雕塑，就直观展现了当时战马的强悍和它在军事上的重要价值。东汉名将马援曾说：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。”（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）
这一句话道出了古人对马的高度重视。正因为人们在战场上立功封侯，往往离不开战马的助力，“马上封侯”的寓意才得以流传并深入人心。
关于马和猴的组合，还有更加深层的文化联系。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猴子与马在一起就能防止马匹得病的观念。例如，北魏《齐民要术》记载有“常系猕猴于马坊，令马不畏，辟恶，消百病也”。《西游记》中孙行者最初被封为“弼马温”，也暗合了这一古老观念。据说，这种“猴能治马”的认知最早源于古印度，后来慢慢传入中原，影响了我们的文化。“马上封侯”这种传统吉祥纹样，可能也是这种观念的遗留。
来源/电视剧《西游记》
在众多与马相关的吉祥意象中，马与龙的组合所形成的“龙马精神”，更是家喻户晓。唐代李郢《上裴晋公》诗云：“四朝忧国鬓如丝，龙马精神海鹤姿。”龙马精神，常常用来形容人奋发向上、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。那么，龙马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妨从马在古代文化中的神性说起。
在古代中国，马并非单纯的代步或作战工具，而是一种被赋予神性的动物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中就记载了“天马”，称其“状如白犬而黑头，见人则飞”。李白也有《天马歌》：“天马来出月支窟，背为虎纹龙翼骨。”尽显天马的神异姿态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中记载了武帝所作的《天马歌》：“天马徕兮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，承灵感兮障外国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相传，汉武帝之所以如此渴望得到天马，便是希望能借助天马的神性，带着自己飞升天界。汉武帝对天马的追寻，还有一段真实的历史典故。彼时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，乌孙王派遣使者向汉武帝献上数十匹战马，武帝十分喜爱，将其命名为“天马”。后来，武帝得知大宛国有一种“神马”，即“汗血马”，便派遣“贰师将军”李广利等人率兵远征大宛，最终将这种良马引入西汉。此后，武帝将从大宛引入的“汗血马”重新命名为“天马”，而之前的乌孙马则改名为“西极马”。汉武帝对“天马”的追寻，展现了马在古代文化中的神性地位。
山丹马场。摄影/张啸天，已获授权
而马之所以能与龙组合成“龙马”，大抵是由于古人认为马与龙的形象具有某种类同性。龙是虚构出来的神化物，闻一多先生曾指出，龙的形象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，它有兽的四脚、马的头和尾、鹿的角、狗的爪、鱼的鳞和须。在古人的认知中，龙与马关系密切，高大雄健的马便带有龙的风姿。《周礼·夏官·廋人》记载“马八尺以上为龙，七尺以上为騋，六尺以上为马”，认为高大的马便是龙。而《宋书》中记载，龙马是一种仁善的马，它“高八尺五寸，长颈有翼，旁有垂毛。鸣声九哀”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白龙马本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后经观音菩萨点化，化为白马随唐僧西天取经，这一情节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人“飞而在天则为龙、行而在地则为马”的认知，展示了龙与马之间的文化关联。
古人对马的喜爱，不仅源于它在社会生产、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更在于马自身矫健挺拔的英姿，给人带来了极佳的审美感受。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与推崇，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马文化，广泛渗透于文学、艺术等诸多领域，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文学领域，马的身影随处可见，成为古人抒情言志的重要意象。作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，《诗经》中多次对马的姿态、力量与神韵进行描摹。《鲁颂·駉》便生动刻画了各色骏马在广袤原野上成群驰骋、生机勃发的模样，展现了它们矫健强悍的昂扬气度。除此之外，《诗经》中还有不少篇章以马的壮健，映衬人的英武风姿。例如《诗经·郑风·大叔于田》，便通过描摹马匹的壮健体态与灵动身姿，展现了青年猎手的英武豪迈。与《诗经》不同，屈原《离骚》里对马的刻画则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。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一句中的“骐骥”指的便是日行千里的骏马，屈原以它喻指品德高尚、才华出众的贤人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。
汉代金马纹饰件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先秦时期形成的马文化，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其中以马喻人、借马抒怀的手法，也逐渐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常用范式。曹操《龟虽寿》中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名句，如今常被用来形容自强不息、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；唐代韩愈的散文《马说》，更是以马喻才、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。
在艺术领域，与“马”相关的雕像也多以昂扬雄健的姿态呈现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汉代“马踏匈奴”石雕。作品以一匹矫健雄骏的战马为主体，昂首挺立，气势威严，生动彰显了汉军北击匈奴、气吞万里的雄浑气魄。而唐代的“昭陵六骏”则展示了陪伴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的六匹战马，它们姿态各异，每一匹都透着奋勇争先的气势，显示了大唐盛世的雄风。
除此之外，许多有关马的俗语、成语、典故也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代代相传。成语“马到成功”常用于祝福或寓意成功；“一马当先”寓意奋勇争先，彰显进取拼搏的精神等等。这些成语既承载着古人对马的喜爱，也将马的吉祥寓意代代相传。
自古以来，马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被赋予“吉祥顺遂”“奋发进取”等多种象征意义，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，镌刻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，在每一个马年新春，为我们传递着跨越千年的吉祥祝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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